杨绛 

    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《堂吉诃德》，迄今已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。就中译本而言，最早的当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、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《魔侠传》。此后，还出版过傅东华、伍实、刘云、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；不过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，直到1978年，才由杨绛第一次从西班牙文翻译出版了《堂吉诃德》（上下两卷）。在这之后，又有冰晶、罗其精、陈伯吹、张世春及殷国义、陈建凯及郭先林、董燕生、屠孟超、刘京胜、孙家孟等多人，出版了《堂吉诃德》的全译本或缩写本；粗略统计，该书不同形式的中译本，迄今不下20种之多，足见国人对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视与喜爱。

    杨绛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，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，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，以及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方面，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，注释详尽，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，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，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。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，《堂吉诃德》杨绛译本，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，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。

    不过，随着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越来越多，对不同译本的议论也随之增多。前一阵我曾听到一种议论，说杨绛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，一对西班牙文就有不少误译。2002年5月，我去看望杨绛先生时谈起了这个“议论”。于是，杨先生向我讲述了她翻译《堂吉诃德》的一段故事。

    1956年，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，把翻译《堂吉诃德》的任务交给杨绛。她先找了英、法、德文五六种译本，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，不知选哪种为好。为保证忠实，她决计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。由此，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。她有很好的英、法文基础，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。几年下来，她自认为，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，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。就这样，学了译，译中又学，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。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，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，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桩佳话。

    对于有人所谓的“误译”，杨先生很平静地说，《堂吉诃德》第一部第一版，是于1605年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的，因为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、音符和缀字法，以致第二版时改易处多达3928处。后来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些改易未必准确，于是就出现了仍以第一版为蓝本、而对其中许多错漏加以注释的“编注本”。这一来不同版本之间，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。译者因版本差异而出现的不同译法，有待考证但并非“误译”。她是根据《西班牙古典从书》最权威的“马林编注本”翻译的。马林是西班牙皇家学院有很高威望的塞万提斯专家，对某个词，他强调要按塞万提斯当时当地作何解析来理解，这难免同后来一般词典上的析义会有差异。1984年杨绛在重新校订《堂吉诃德》时，曾找来“阿巴叶—阿塞编注本”（1977）和“穆里留编注本”（1983）进行对比校勘，发现后两种版本的注释，也大多根据马林本，难怪穆里留也评价说，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，他考订的精博，没有人赶得上。杨先生还告诉我，她的译文看似“死板”，但很注重忠实，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，只把长句拆为短句，再把短句重作安排；如有疑义，还要参阅英、法、德、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，直至自信无误为止。她还说，她把翻译《堂吉诃德》中的体会，曾经写过一篇题为《失败的经验》的长文章发表，建议我找来看看。

    随后，我真的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，深感这应该说是成功翻译经验的好文章，杨先生说它“失败”，不过是她的谦虚罢了。不过，我又听到过一种“议论”，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，是不是那些诗太难译了？为了弄清原由，我特意去信向杨先生讨教。她给我的回信中明确指出，断尾诗并不难译，她之所以未译，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，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“炒作”手法，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骑士的虚伪和做作，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。正是为了避免粗心读者对塞万提斯的误解，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，也略去不译。在这里，不仅体现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忠实负责，而且表明译者还对原作者思想的完整表达负责，能具有这种判断能力是不容易的。至于对这样处理是否妥当，见仁见智，完全可以探讨。在我看来，它至少并不会影响对《堂吉诃德》正文的理解与欣赏。当然，如果能在译序中把上述略去不译的原委说明一下，那自然就更好了。杨绛致李景端的信（节录）

    我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里，没有翻译开卷十一首塞万提斯自撰的赞美诗。我不翻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。翻译这组诗的一位英语译者说：绝大多数译者不译这十一首开卷诗；这一组诗，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好，却和全书宗旨是协调的，而且《前言》里已提到了，不该略去。我亦深以为然。我细细读了塞万提斯的《前言》，又反复细读了那十一首诗，却觉得略去不译，也自有道理。

    这里我且把作者《前言》的大意撮述如下。

    作者要为《堂吉诃德》写一篇《前言》，他苦苦思索，不知如何下笔。他觉得实在没法儿写，干脆连这部作品都不想发表了。他的朋友见他为难，问他什么缘故。他说，写不出《前言》。他说，人家的书尽管毫无价值，卷首总有贵人名流吹吹捧捧的诗，书边书尾，还有卖弄学问的引证、注释、参考书目录等等；他全都没有。他只想写一个朴素的故事，不要这些花样。他多年默默无闻，这会儿出版一本干巴巴的书，怎能让一般读者接受呢？他的朋友笑他死心眼儿。吹吹捧捧的诗，不妨自己做几首，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就行。引证、注释、参考书目录等等，都有很现成的办法，不成问题。而且这部旨在攻击骑士小说的创作，没有必要借重以上所说的种种点缀。作者需把故事写得生动逼真，文字流畅，能取悦各种读者，这才是要紧的。一番话说得作者茅塞顿开，决计按照这位高明朋友的指点来写《前言》，推出他那个朴素的故事。

    读者读完这篇《前言》，准急切要读那生动逼真的故事了。可是作者虽然未有引证、注释、参考书目录等等点缀，却写了大量赞誉自己作品的诗：七十行断尾诗，四首十四行诗，又二十行断尾诗，又四首十四行诗。这组诗，原是讽刺性的摹仿——讽刺当代的名作家，借重贵人名流的赠诗“自我炒作”，他也摹仿着“自我炒作”一番，而且还加劲“炒”，做很多首诗。但这组诗诙谐不足，而略嫌沉闷，又加篇幅冗长繁多，读者如果老老实实地一首一首读，不免因乏味而扫兴，甚至放下书不读了。粗心的读者，还会把这组讽刺摹仿之作，看作塞万提斯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，那就大大乖违作者的原意了。

    我曾想把拦在故事前面的这组诗移附卷末，但卷首诗不宜附在卷末，也不能塞进本文。这一组诗，原属《前言》为没有必要的点缀品，不属本文，略去也无损本文的完整。我觉得许多译者略去不译，自有道理。我也追随了他们的办法。是否有当，敬请专家们予以指教。断尾诗并不难译，因为我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在注释里把“断尾”都续上了。至于本文里的诗，无论难易，我都照模照样地翻译。塞万提斯的诗不是难译的诗。（李景端）